许多年之后，王小帅导演面对记者，仍能想起11岁自己见识杀人逃犯的那个遥远的下午。那时的贵阳是西南边陲一个典型的“三线”小城，他们举家从上海迁徙至此，为的是响应“备战备荒为人民”“好人好马上三线”的号召。如今，那个只瞥了王小帅一眼的杀人犯被搬进了他的电影《我11》，还有了更多的故事。
“你的11岁关我什么事？”日前，在一次私人聚会上，周立波放下喝干了的红酒杯，言辞激烈地抨击《我11》的片名。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，王小帅承认，这部电影确实有着浓重的自传性质，但他也念叨着要记录那个快被大众遗忘的“三线”故事。
一出生就“支援三线”
1966年，王小帅出生才几个月，就跟随支援三线建设的父母从上海来到西南的贵阳乌当区新光厂。王小帅的母亲当年28岁，是上海工厂里的技术骨干，“劝我妈妈过去，除了为国家做贡献外，还有空气好、吃得好、山清水秀等理由。当时爸爸已在上海戏剧学院有了稳定工作，但他最后还是辞掉工作做出牺牲跟着去了贵阳。”来到新光厂后，爸爸由于专业对口调到贵阳市京剧团，一周才能回一次家，于是王小帅印象中的童年就是和妈妈、妹妹生活在一起。
《我11》中男主角王憨的妈妈，王小帅最初想找《青红》里的女主角高圆圆饰演，但他实在等不到高圆圆长得像妈妈的那一天。后来找到闫妮，一方面是因为她和王小帅的妈妈长得有点像，另一方面是王小帅从闫妮身上看到不一样的气质。“大部分对她的印象是《武林外传》中的老板娘，但她的喜感是被环境烘托出来的，要演十一二岁孩子的母亲，她也非常合适。”
《我11》中的妈妈非常严厉，有时会体罚王憨，这让闫妮一开始有点不适应，对此王小帅表示：“那个时代的多数妈妈教育方法就是这样，加上厂里的工作很繁重，他们在陌生的大山里很少和本地人交流，又回不去上海，没法像现在的母亲那样溺爱孩子。”
与小伙伴“喝水结义”
《我11》的前半段讲述的都是王憨和伙伴们的童年生活，电影里展示了很多属于哪个年代的细节，譬如电影里无处不在的号声、白衬衫、红领巾、弹弓，他觉得这些东西不仅是自己的童年，也是生活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们的集体记忆。剧组拍摄时原本要回到贵阳的新光厂原址取景，由于房地产开发导致场景变化很大，后来剧组在重庆万盛区找到一家废弃工厂，复制出和童年记忆差不多的场景。
谈到自己的童年，王小帅说，“那时候的工厂就是个小社会，孩子们的生活中只有家属区、学校、工厂和大山。工厂我们很少去，大部分时候就是三点一线。”生活单调乏味、却也无忧无虑。当年看电影《大浪淘沙》里有四个志同道合的兄弟，王小帅和小伙伴们也学着“喝水结义”。于是，《我11》中男主角王憨也和三个小伙伴组成了一个小团体。王憨正直老实，因为广播体操做得好被老师选为领操人；小老鼠机灵调皮；小眼镜书呆子气重；当然还有九把刀所说的“每个故事都有的那个胖子”。刘文卿、钟国流星、楼逸昊和张珂源这四个小演员从几百名小孩中被选中，在王小帅的指导下回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期。
都说孩子的戏份是最难拍摄的，但在王小帅看来，无论是哪个时代，十岁左右的孩子都有着共性，“他们还没形成很强的自我意识，除了玩的游戏不一样，在一起的感觉都是差不多的。”重庆的那个废弃工厂离市区很远，导演也让所有剧组成员将iPad、mp3、手机全部留在了城市。
几个月后，小演员们透出的本性就和30多年前贵阳山区里的伙伴们几乎一样，除了时不时要纠正他们口头禅，“有时候他们演得兴起，突然会来一句‘哇塞’，那个年代的孩子是不可能说这句话的。”除了孩子们当了几个月山里的野孩子，连在片中扮演男配角的乔任梁都说感觉自己回到了70年代，“我在剧组一个多月没用手机，那地方也不能上网，拍完戏后我就去爬山、钓鱼，电影拍完我钓的鱼估计都有十几斤了。”
遇见杀人犯，喜欢追赶刑车
《我11》的后半段，杀人犯的出现让故事从温馨走向了残酷。11岁那年王小帅在河边看到警察抓捕杀人逃犯，是这个情节的出处。
那一天王小帅和小学同学正在河边玩耍，突然有个人从山里面跳进河里，接下来就是枪声和漂在水上的子弹，“逃犯被吓坏了，当时就被抓住，民警拿枪托砸他，围观的小孩也去踢他。我躲得远远的，但杀人犯回过头看了我一眼，这一刹那给我很深的印记，心里就弥漫出说不出的感受。”
片中为杀人犯设计的背景故事几乎都是虚构的，但王小帅觉得那样的故事，在那个年代肯定发生过。片中，王子义的妹妹想离开厂里回上海，但在办理调离手续时被某部门负责人凌辱，哥哥为替妹妹出气情急之下误杀了重要人物，成为当时“最令人恐慌的一条新闻”，打乱了新光厂三点一线、平淡压抑的日子。
影片结尾，杀人犯被绳之以法，但王小帅却用很长的篇幅展现王憨和伙伴们追着刑车跑，这场戏和他自己当年的经历几乎一样。“从记事起，就有刑车经过家门口。第一次跟着跑是七岁的时候。但我一直没到过真正的刑场，一到荒地后就很害怕，只有比我们大的孩子才要去真正目睹这个刺激。”王小帅回忆起这段经历还心有余悸。
事实上，在《青红》中王小帅也拍摄过杀人犯上刑场的场面，他说自己对这个社会人类学命题非常好奇：“相信每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都看过死刑犯被押赴刑场，一大堆人追着去看枪毙人吧，现在这种现象很少了，当年我们为何痴迷于这种形式？”《我11》的最后，男主角王憨最终没有跑到刑场，王小帅说：“当时我以为是太小，跑不动，后来有朋友点醒了我，是因为内心害怕和恐惧。电影的力度在最后，希望成年的观众能有所思考。”
画画，一场纸上逃离
孩提时代，父亲与王小帅相处的时间不多，却教给了他绘画这项影响他后半生的技能。《我11》的电影开场和结尾都复原了这样的情节。王小帅说：“绘画有时候会让我和周遭的环境脱离。我在一张白纸上涂抹阳光雨露，画一艘轮船或者一驾飞机，渴望在某个季节、某个日子被带走，这样的愿望埋藏在内心深处。”直到王小帅13岁那年，父亲工作调动到武汉，他才实现了“被带走”的渴望。1981年，王小帅来到北京，成为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一名学生，四年当中，要成为一名画家的愿望与日俱减，1985年他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，开始了银幕生涯。1991年王小帅在待业两年后终于进入了福建电影制片厂。
王小帅一直羡慕贾樟柯是个地道的山西人。“而我是个漂泊的人，我来自哪里，我不知道。”于是，他喜欢在电影里寻找自己的过去。
刚毕业那段时间他便陆续写好了《我11》《青红》等剧本，但在国营制片厂坐冷板凳好几年都不一定有电影拍。1993年他离开福建厂又回到北京，陆续拍摄了《冬春的日子》和《极度寒冷》两部独立制作。
为拍《我11》，等了14年
经过几年的积累，1997年，王小帅终于组建了《我11》剧组，连扮演逃犯的演员都找到了，他就是当年因《垃圾场》红极一时的摇滚歌手何勇。王小帅和自己的班底摩拳擦掌，并回到了自己当年剧组的贵阳新光厂。那时候厂区和上世纪70年代基本一样，当时很多场景都开始搭建，但由于和资方没有谈拢，计划最后流产了。
直到2004年，王小帅终于拍摄了心中萦绕多年的三线故事——《青红》。影片的背景是上世纪80年代初，虽然当时王小帅全家已离开贵阳，但影片内容都来自他的邻居以及他听来的真实事件。王小帅说，《青红》里那个执意让女儿逃回上海的父亲，最后其实去了上海的浦东。“上世纪80年代上海浦东还是一片乡村，他们好像在那边过了十几年，到90年代末才拿到了上海的户口，漂泊的生活才结束。”
王小帅一家1979年就离开了贵阳，有了追求自己梦想的机会，但漂泊感一直存在，他说：“上海、贵阳、武汉、福建、北京，我既不是一个地方的主人，也不是过客。我既是以主人的身份看待一个地方，同时又是个旁观者。”
拍完《日照重庆》后，2011年，王小帅终于有了时间重拾自己等待了14年的《我11》。为了整理思绪、搜集资料，他先拍摄了有关第三线的纪录片。那一年他故地重游，发现父母的同事住的还是当年的老房子，屋里的陈设小至一个暖水瓶、一个板凳都没有任何变化，仿佛时间凝固在此。除了贵阳，王小帅还去了云南、湖南等地，有次从遵义城区开车去一个三线厂，四个小时后他自己都不敢开了，因为那地方除了山就剩下残缺的厂房，所有的房子都是黑洞洞的窗户，一个人都没有，他们好像彻底被遗忘了，还好他们在王小帅的电影里没有被遗忘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