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月下午的日头开始刺眼，35岁的宁浩斜坐在落地窗前的高背椅上，眉头紧锁，半边脸沐浴在阳光中，半边脸埋在暗影里，这使他看起来像一个焦虑疲惫、尚未成熟的“教父”。
6年前，一部《疯狂的石头》在中国电影市场划出了具有时代意义的新纪元，无数的投资人、青年导演追随宁浩的脚步，试图杀出一条“以小搏大”的黑马之路。6年后，模仿者们纷纷败下阵来，而宁浩也告别了“新锐导演”的阶段，开始了另一种探索。
昨天，宁浩的第6部长片《黄金大劫案》正式上映。在这部讲述“小混混成长史”的电影里，宁浩收敛了自己最擅长的黑色幽默，转而试图表达成长、牺牲、信仰。对他而言，这次“转身”不仅事关电影，更关乎对自我认识、人生境界的思考。这个过程不乏纠结和拧巴，但终究要迈出这一步，这是宁浩的选择，也是他的宿命，“因为我就是这种人”。
《黄金大劫案》 喜悲掺杂，前后有点拧巴
新京报：拍完《黄金大劫案》，你觉得达到了预期目标吗？
宁浩：拍完后连我都觉得有些地方不那么好。问题在剧本上，也许早一点铺垫会更好一些，故事后半段发生的事情，应该往中部挪一挪。
新京报：可能对普通观众来说，看这部片子该笑的时候笑了，该哭的时候也哭了，差不多就行了。
宁浩：这方面不管别人怎么认为，我得去找自己的问题。《黄金大劫案》的作品感不强——观众看《疯狂的赛车》时笑得不比《疯狂的石头》少，但为什么看完后都觉得“赛车”不如“石头”好？一部电影不是说有一个愉悦的过程就完了，之后的作品感会长期留在观众的心里。“赛车”一拍完我就觉得是垃圾，但我觉得《黄金大劫案》比“赛车”好，没烂到那个程度。
新京报：你曾说“以市场为出发点”牵绊过你，这次呢？
宁浩：多少会有一点。比如我太想保留喜剧的东西，但这会令作品有点前后拧巴。一个统一的作品，力量会更强，像《泰坦尼克号》，大家都哭了不就完了吗，为什么一定要笑呢？要不我就纯粹弄个喜剧，没有悲剧的部分也行。所以说还是拧巴了。我最终觉得，不该预设目标来进入创作，创作应该是像种树一样自己慢慢长出来。其实出品方给我的自由度很大，没人管我，是我自己想太多了、目的性太强，过犹不及。
新京报：《黄金大劫案》试图讲关于成长的故事，为什么你在35岁的年龄，突然开始讲这样的主题？
宁浩：关于成长，我一直认为有三件事：欲望、情感、信仰，这也是人的三个阶段。以往我只是在谈欲望，可一个人不只有欲望，也不是一切都为了情感而去，最后你还得找到信仰。在逻辑上我把这三个都看明白了，但还需要行动。
借电影成长 探索和变化比吃老本强
新京报：你迫切渴望成长，但观众需要的可能是“宁浩你再拿出个好玩的故事吧！”
宁浩：这是市场的需要和想法。在有人问我“是否一部不如一部”时，我也给了自己一个答案——宁浩你要的就是变化，这个目的达到了，就够了。也许这一步走得不好，但总比赖在那吃老本强。艺术的本质是往前走的，让你去探索未知的世界、创造文明。去探索，这很重要。
新京报：大家都看好你，可你为何自称“三流导演”？
宁浩：准确地说，我是“二流市场”里的“三流导演”。第一类导演是具有智慧的，就像库布里克，这些人总能理解到长远的东西和规律；第二类导演是聪明人，昆汀、斯皮尔伯格就是，不仅聪明勤奋，还得谦卑；第三类靠逻辑解决问题，我就是这种人，拿数学的方法解决问题，不能一下看到本质，而聪明人不会绕圈子——我媳妇就是个聪明人，经常看到剧本的第一句话就说，你应该往那儿去，而我总需要去例证一遍才发现还是她说得对。靠逻辑永远达不到“智慧”，而智慧需要极其博大的人格。
新京报：那同业的别人被你摆到什么位置？
宁浩：别人都是一流或二流。张艺谋是一流导演，他和陈凯歌都曾有过伟大的作品，《活着》是有高度的，《霸王别姬》也有。有人会很简单地说，这是作家的能力，这我承认，但如果这个导演看不出作家的能力来，一样会拍成垃圾，导演也得是个明白人。
新京报：你一直怀念《香火》时期的创作心态，假如让你放弃现在的一切回到过去，你做得到吗？
宁浩：如果只是关于利益的选择，没问题。我从来没看重过钱，穿衣服、吃饭、买东西都用最便宜的。
新京报：可你不是一个人，还有家人和孩子。
宁浩：那也不是太大的事儿。我一直觉得，太多的物质会给你的生活造成混乱和麻烦。越少越简单，可以有很多时间和精力去想该想的事情。
新京报：对你来说比较难放弃的是什么？
宁浩：比如健康就是我不能放弃的。卡梅隆能放弃，但我不能，我觉得我不像他那样执着到电影高于生命。我觉得是电影在帮助我的生命，而不是我的生命在帮助电影，电影可以排第二，但不能排第一。宇宙和生命都有真相，电影就是帮助我认清这些问题的。
面对好莱坞 先学学人家的真诚
新京报：3D版《泰坦尼克号》的票房超出所有人的预料，也对《黄金大劫案》的排片空间造成了挤压，你怎么看？
宁浩：我觉得，真的要想想我们本土电影的信誉问题，美国人做电影的努力、态度是我们全体中国电影界应该学习的。卡梅隆的电影可能不如库布里克、波兰斯基有智慧，但他的态度太真诚了，十几年弄一个片子，就跟疯子似的，这得是多么沉得住气啊！你看他的任何一个镜头，都不是很容易就能做得到的，几乎每一秒画面都做到了极致，这就是态度，它也打动了中国观众。
我觉得，咱们先别说技术，咱们先学人家的真诚，至少别让观众看完以后觉得你是在忽悠我、骗我钱，甚至愚弄我。如果我们把信誉做破产了，那观众宁可相信一个真诚的外国人，不愿意相信一个愚弄他的同胞。中国电影应该集体重建信誉，得拼拼态度。起码看了姜文的电影我服气，态度问题，你看得出来，他使劲了。
新京报：你说过，在好莱坞面前，中国电影不能再靠“鸡贼”成功，这意味着什么？
宁浩：我认为任何一场战役都不是能靠“鸡贼”可以赢的，中国的文化里面是有“妙计文化”。从《三十六计》开始，就主张要“妙”，要以少胜多。这都是“鸡贼”的想法，打仗是凭实力的，不能老依赖“妙”，文化这张牌也是一个软件牌，人家船坚炮利，是一场视觉盛宴。人家一来，你给人家打文化牌，家长里短的小文化，有空间，但自然不是主流。一定会被人家的正面市场所歼灭。
现在能看出来，电影的主流就是一定要软件、硬件齐头并进，不能说我们去使“鸡贼”，出个主意、抖个段子就行了。段子要有，还要有强势的包装。因为电影本身就是科技与艺术结合的东西，那你还能逆科技而发展吗？电影代表了某些先进性，你还能不尊重它的特效、视觉、声音吗？如果就为了说一个故事，那你写本小说得了，拍什么电影啊？你得把这些东西都做到标准做到位才行。不能光凭概念。
新京报：《疯狂的石头》开创了一个先河，后来有很多效仿你的人，你怎么看待它们？
宁浩：我们把一切都解构掉。我从《疯狂的石头》开始就是荒诞主义，这傻瓜那傻瓜的骂了半天，但是都没什么意义，意义全都被拆解掉了。现在很多中国电影的题材都是在解构意义，看完一个电影之后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对的。你再看看微博吧，全是解构主义、荒诞主义。解构已经不是个先进的东西，它是我们当下的主流，整个时代的主流，看现在所有的小女孩戴眼镜都没镜片，这就是一个解构主义，拆除眼镜的功能，只留它装饰的功能。
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，什么才是意义呢？《泰坦尼克号》就给了人一个最简单的人文关怀和最基本的爱情观，但是我们却觉得很温暖，因为人的心灵必然还是需要一种方向，这是《泰坦尼克号》在中国取得完胜的另一个原因，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。
■ 宁浩杂谈
电影这个事
我对我的片子就没满意过。《疯狂的石头》只能打六七十分；其实《无人区》也就那么回事，我真不觉得《无人区》有多好；作品感最强的是《香火》。反正我就没拍过一个好电影——哎，电影这个事，你真摸不准，想弄明白太难了，殚精竭虑搞一生，都不见得能进这个门。
好莱坞来了
我其实一直都有危机感，不知道好莱坞来了会怎么样。我想的就是在能争取到的时间内，尽快地做好自己的作品。
人的三个层级
抱着“人为财死”信念的人，容易犯一种错误叫“贪赃枉法”，这是“欲望”的层级；“士为知己者死”是情感的一个层级，这种人容易犯的错误叫“徇私舞弊”和“任人唯亲”；还有第三种境界，“舍生取义”，为大义而死，这样才会看清楚很多问题，因为“义”是高于生命的，高于我们所有的东西，这才是一个有信仰的人。
态度问题
我觉得，我真没做到每一个镜头不到最好就过不了的程度，比如《疯狂的石头》可能做到了80%，《疯狂的赛车》估计就有个40%、50%，但是我觉得我整体的态度是认真的。
回收成本
你至少得给人家盈利了，但是盈利多少我也不知道。当然越多越好，你给投资方的信心有所增强，他也会更多地投入到你做的事情上来。
敏感三问
忌惮审查？
《无人区》那个事之后，其实对我的影响是，我首先得保证《黄金大劫案》能上映，每个片子我都尽量能拍得和观众见面，这个很重要，别弄得连艺术交流都完成不了。
不用明星？
是我自己选择了不找明星，那我就自己承担这个结果。最恐怖的后果又能有多大呢？大不了你可以不拍电影，不选择做这个事情。电影只是一种方式，不能说我没拍好电影，我就什么都不是，不能妄自尊大，这是小人，你也不能妄自菲薄，这也是小人。
刻意悲情？
我进入创作以后，我真的得以创作为原则来进行，创作的方式必须是正确的，如果不正确我也会拒绝拍摄，我觉得更多的我还是在想创作上。这次的问题出在我自己对于结构的把握上，我不欣赏那些去找外部原因的说法。
